戴志强：就这样走进了钱币的世界
60多年前，10岁的戴志强第一次走进父亲友人彭信威的书房，看到了使他无比震撼的一幕：
戴志强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
“到处都是书，塞满了书，人坐在书桌前，就好像埋进了书海里。”
采访中，当年逾七旬的戴志强先生几度描述起这个令自己毕生难忘的场景时，他的眼中有光，划过时光荏苒，好似某种力量在我们心头轻轻地点了一下：
也许这一刻，当年那个小小少年的身影，正跨越时空，与倾听往事的我们渐渐重合……
戴葆庭先生过八十大寿时留影。据戴志强先生介绍，照片中的这把太师椅，戴葆庭先生晚年甚为喜欢。
这也是此张照片首次公开发表。（图片由戴志强先生提供）
转折——在古玩市场“泡”大
我父亲的生活很简单，白天工作，晚饭后不喝酒不吃茶，就是去书房看钱币，这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。如果哪天没有看钱币，他会觉得少了点什么，这一天都过得不完整。
所以自我懂事起，看到的就是钱币；等到年纪稍微大一点，在父亲把玩钱币、翻看泉谱的时候，也会凑过去默默地跟着看。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，最多他兴致来了会给我指点，比如这两枚都是开元，区别在哪里，那两枚五铢又有何不同，几句话而已，没有刻意地灌输，更没有强求。但毕竟耳濡目染，家庭熏陶催生了我对钱币的情感萌芽。
要说比较大的认识转折点，应该是在我9岁到11岁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。说起来很有意思，我的学校在上海河南路与延安路拐角处，隔壁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，斜对面是上海博物馆，文化氛围很浓。父亲的“戴葆记”店铺开在老的上海古玩市场，地处广东路与江西路交汇处，而我们家又搬到了江西中路130号，离市场非常近。照这个路线，放学回家，我要先经过古玩市场，因此总会到父亲店里待上一会儿，周末几乎就在市场里泡着了。可以说，中学之前，我是在古玩市场“泡”大的。
在市场的大多数时候，我都待在父亲店里，别家发生了热闹的事情也会跟过去看看。同行的叔叔阿姨日常相处很客气，见我比较文静，每次跟着去他们店里，既不插嘴，也不碰东西，就都喜欢我，毫不介意有这样一个“小旁听”。
雅集——如此场景很难重来
高人相聚，令我既增长了知识，又陶冶了情操。而父亲的友人中我印象尤为不一般的一位，是复旦大学教授彭信威先生。
2019年10月18日，位于浙江绍兴的戴葆庭钱币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。近百位泉界人士参与此次盛会，
戴志强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演讲。（图片由陈宝祥先生提供）
1956年，彭信威著《中国货币史》出版面世。这是他数十年专研的心血之作，也是中国货币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。时至今日，当代中国任何一位金融货币史的爱好者或研究者，都离不开这本书。而1953年到1955年间，我常跟父亲去他家，恰好见证了《中国货币史》的成稿过程。
为了写这本书，这期间彭先生每个礼拜都要来找我父亲，一待就是半天。他人比较高大，性格特别爽快，进门以后笑声朗朗。本来我家环境是比较安静的，他一来就热闹了，又是寒暄，又是看钱币，又是聊天，说到兴致高昂处放声大笑。
彭先生来时，只要我在家，一定要去听他俩聊天。待到我父亲去给他送资料，我也跟随前往。我至今都不会忘记第一次进他书房所看到的情景。四周靠墙全是书柜，摆满了书；一张大书桌的上面也都是书，桌边、凳子上放的还是书……人坐在书桌前，就好像埋进了书海里。对于才10岁左右的我而言，这个场景在脑海里简直难以磨灭！
戴志强先生从2014年开始招收徒弟，他们中最大“60后”、最小“80后”，并成立了善泉社，
这个名字出自师训——“为人之道善友友善，治学之道善见见善”。（图片由陈宝祥先生提供）
回家的路上，父亲告诉我，说彭先生是“一本书主义”，《中国货币史》没有出来，他是不会结婚的。后来彭先生终于成家，我有幸参加了婚礼。新娘是他的研究生、出书的得力助手。
“一本书主义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。在彭先生看来，自己毕生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本书，因此第一版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。他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寻找和补充资料，于1958年出了第二版，上世纪60年代出了我们现在常见的第三版，该版的文字比起第一版翻了几乎一倍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去世了，《中国货币史》肯定还会有第四版、第五版……
就这样，在父亲的引路下，了解他的“朋友圈”，年少时这些得天独厚的经历，为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。
本文节选2021年8期《中国收藏》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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